伯年和悲鸿，跨越时空的对话

HY 2020-09-26

伯年和悲鸿跨越时空的对话

徐悲鸿与任伯年

任伯年、徐悲鸿，一位是晚清画坛引领海派新风的先行者，一位是中西方交融时代推动中国画改良的一代宗师。

1895年，前者仙逝，后者诞生。徐悲鸿认为自己是任伯年的“后身”，而这时间上的巧合，似乎冥冥之中预示了徐悲鸿对任伯年的独特情怀。

“在神不在貌——从任伯年到徐悲鸿”展览现场

在徐悲鸿纪念馆新展“在神不在貌——从任伯年到徐悲鸿”现场，两位艺术巨匠之间的“对话”徐徐展开，并邀请观者一同加入这场神游。

50余件馆藏伯年珍品在此首度公开展出，包括任伯年笔法奇崛、形神兼备的人物，设色雅艳、技法多样的花鸟画，以及多幅被徐悲鸿视作璞玉的伯年遗墨。这亦是徐悲鸿一生收藏任伯年佳品的首次集结。

伯年与悲鸿

展览中关于两位大师的“年表墙”

展览的一面“年表墙”上，两位大师的生命轨迹清晰显现。

以1895年（任伯年逝世、徐悲鸿诞生之年）作为二人命运交叠的节点，由此倒退半个世纪——1840年，当西方列强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满清王朝大门时，任伯年出生了。

徐悲鸿，《任伯年像》，布面油画，51×39cm，1927年，徐悲鸿纪念馆藏

任伯年生于浙江山阴航坞山，其父任淞云（又名声鹤）原是民间写意画工，后在萧山开了间米店，“读书不苟仕宦，设临街肆，且读且贾；善画，尤长写真术，故伯年画学实出庭训”。

任伯年少时随任渭长、任阜长兄弟学到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，辗转于杭州、宁波、苏州等地鬻画为生。29岁那年冬天，任伯年来到上海。经胡公寿介绍，他在古香室笺扇店画扇面，不数年便名声大噪。

在沪期间，任伯年曾在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传授机构——土山湾画馆学习西画技巧。这所画馆使得欧洲油画以完整的技术体系第一次在中国出现，被徐悲鸿誉为“中国西洋画的摇篮”。

土山湾画馆课堂旧照

在上海生活的28年间，任伯年住在豫园附近的三牌楼，和虚谷、张熊、高邕、吴昌硕等画家及收藏家毛树征结为友人。

彼时，上海正迅速发展为一个光华四射的大都会，各阶层和领域之人都在此汇聚。在这里，一群画家开创了中国近代以来最为重要的绘画流派之一——海上画派（又称“沪派”）。任伯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，与虚谷、吴昌硕和蒲华并称为“海派四杰”。

1895年，56岁的任伯年因肺病逝世于上海。

同年，在距上海不远的江苏宜兴，徐悲鸿出生。

徐悲鸿，《自画像》，素描，48.5cm×32.5cm，1922，徐悲鸿纪念馆藏

与任伯年相似，徐悲鸿亦自幼随父习画（其父徐达章是当地著名画家），且少年时代便四处辗转，以卖画接济家用。

徐悲鸿在儿时亲睹任伯年佳作《斩树钟馗》，由此知晓了伯年之名。此后一生中，徐悲鸿都敬重、学习和推崇任伯年，将其视为推动传统艺术现代性转型的先行者，称其为“抒情诗人”“一代明星”“三百年中国画家第一人”。

他不仅竭力搜集其遗作，成为个人收藏伯年精品最多的艺术家，还为伯年画集亲写长篇评传，并作油画《任伯年像》以表敬仰之情。

1933—1934年，徐悲鸿曾携任伯年、齐白石、张大千、潘天寿、陈树人等多位画家作品赴欧。这场前往法、意、德、苏联等多地的“欧洲中国美术展览会巡展”，可谓是中国绘画在欧洲影响最大之事。

1933年徐悲鸿在巴黎举办中国美术展览会图录中的伯年作品《女娲炼石》

任伯年，《女娲炼石》，纸本设色，118×66cm，1888年 ©徐悲鸿纪念馆藏（可在本次展览“沉酣矫变”版块中看到这幅真迹）

1953年，徐悲鸿去世。按照其遗愿，夫人廖静文女士不仅捐出了1200余件徐悲鸿作品，更将他一生收藏的书画作品1200余件，以及图书、画册、碑帖等1万余件，全部捐给国家。

在徐悲鸿收藏的上千幅作品中，《杜鹃》、《西施浣纱》等多幅任伯年作品上可见“悲鸿生命”的印章，足见其对任伯年画作的珍爱与推崇。

“悲鸿生命”印章

任伯年，《紫藤翠鸟》，绢本设色，195×47.5cm，1890年 ©徐悲鸿纪念馆藏

而就在徐悲鸿逝世那年的中秋，他还购得一幅伯年力作《紫藤翠鸟》。在上面，徐悲鸿题跋道：“庚寅为伯年先生五十岁，是其最成熟时癸巳中秋，悲鸿购得因题。”

画卷上的对话

任伯年、徐悲鸿两位大师可谓一脉相承。二人都秉持着“在神不在貌”“传神阿堵”的艺术理念，推动了传统人物画的变革；他们也都是师法天地万物、观察精妙绝伦的艺术巨匠——任伯年喜于观察生活，“欣观群鸟之翔集飞鸣，怡然自适”，徐悲鸿当年亦是“踯躅于动物园速写猛兽，其乐无穷”。

此次展览中，徐悲鸿与任伯年相同题材的创作被并置陈列。从徐悲鸿人物画的笔法、花鸟画的用色以及对钟馗题材的喜好中都可以窥见到任伯年的印迹。而两人作品的共同展出，也使观者得以一览中国画进入现代的脉络，同时来揣摩两位大师是如何抵达笔飞墨舞、妙造自然之境。

任伯年，《钟馗》，纸本设色，130×65cm，1887年，徐悲鸿纪念馆藏

徐悲鸿，《钟馗》，纸本设色，177×95cm，1929年，徐悲鸿纪念馆藏

徐悲鸿最初知晓任伯年是通过一幅《斩树钟馗》。徐、任两位大师的钟馗系列作品便成为此次展览开篇。两幅《钟馗》左右并立，虽形姿不同，但皆甚传神，在用线、笔法等方面也可见相似之处。

展览墙上展现徐悲鸿创作的众多钟馗形象

任伯年一生中创作过诸多形象百变的钟馗。1926年，徐悲鸿在上海参观任伯年画展时曾说道：“任伯年爱画钟馗，说明当时社会鬼多没分是非。”此后，徐悲鸿也喜爱以钟馗这位“捉鬼大师”为题材进行创作。

有趣的是，徐悲鸿画钟馗很遵循传统，讲究“仪式感”——他的钟馗作品常作于端午节（民间有端午挂钟馗像驱邪的习俗），而且还要挑在正午时分给钟馗“点睛”。

任伯年，《牡鸡顽石》，纸本设，126×54.5cm，1884年 ©徐悲鸿纪念馆藏

徐悲鸿，《雄鸡木槿》，纸本设色，140×49cm，1942年 ©徐悲鸿纪念馆藏

任、徐两位大师笔下意趣盎然的花鸟生灵，在展览中亦有对比呈现。《牡鸡顽石》与《雄鸡木槿》两幅画卷，均在笔墨中融入了西画手法。任伯年擅用没骨画法，牡鸡体态丰盈，眼神灵动，身姿优美挺拔；徐悲鸿画作则色彩鲜明，雄鸡单脚立于峭石，颇有英雄气概。两人又都在画中点缀以植物，增添盎然生趣。

任伯年，《柳溪鹅戏》，绢本设色，195×47.5cm，1890年 ©徐悲鸿纪念馆藏

徐悲鸿，《三鹅》，纸本设色，82×47cm，1939年 ©徐悲鸿纪念馆藏

两幅并立的“芭蕉图”则都以大笔挥洒，搭配小巧轻盈、真切生动的麻雀，极具反差与张力，体现异曲同工之妙。另有两幅“鹅图”，透着喜人的憨态，清新而雅丽。

“未竟之作”展厅

任伯年，《西施浣纱》，纸本设色，105×27cm，年代不详 ©徐悲鸿纪念馆藏

“未竟之作”版块则展出了诸多伯年遗稿。这些遗作被徐悲鸿视为珍贵的璞玉，他在画作之上或题跋或补竟。这便如同两位大师进行了跨越时空的“合作”。

譬如《秋日泊舟》中，徐悲鸿以伯年笔法在画中添上划船女子；《芭蕉鸜鹆》里，则在画面上端添补一只飞翔的八哥，令画面更为平衡且生机勃然。而在《西施浣纱》上，徐悲鸿则动情题跋道：“因俱在其夙昔所藏精品之外，而又不胜其装置也，中多未竟之作，趣味良深，如举玉按璞，谂其所自。此幅写西施清微雅逸，前无古人，仲熊信乎，恺悌君子，吾心感为何如耶。”

沉浸式的时空漫游

两位大师跨越时空的呼应，及其与今日观众的“对话”，除了在二人作品中得以实现，也通过一系列别致的展陈设计进行深化。